上周举行的第十一届中国投洽会“国际投资论坛”上，服务外包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专家认为，美国、西欧和日本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三个服务外包市场，而中国服务外包产业正处于初级阶段。服务外包是一种新型的服务模式，企业将先前在企业内部完成的非核心业务，委托给以信息技术和知识劳动力为依托的外部专业服务供应商，使企业能够专注于其核心竞争力，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笔者日前赴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三国考察调研当地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其成功经验告诉我们，服务外包发展潜力巨大，并可为就业和产业转型提供机会。处于全球化3.0阶段的上海，应充分认识到服务外包产业是“劳动分工”理论在网络时代的实践，通过实施有效的激励政策，让服务外包成为上海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并成为推动上海产业转型及升级的“支柱产业”。
目前上海已被列为国家服务外包“千百十”工程的试点城市，我们应该抓住全球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扩大的机会，利用上海改革开发近30年积累起来的竞争优势，从国家战略或地区战略角度出发来制定服务外包产业的激励政策，使上海成为继全球“制造业”转移目的地后再次成为全球服务外包产业转移的集散地。通过服务外包产业的聚集和发展，使上海产业实现“由重变轻、由硬变软”的再次转型。如果上海在推行服务外包“千百十”工程方面获得成功，就会有一大批国内外服务外包企业集聚上海，如果届时直接就业总规模达到25万人，参照印度服务外包企业人均生产产出4.5万美元的平均水平，则上海服务外包产业的规模可以达到112亿美元，约为850亿元人民币，按70%为GDP增加值计算约为600亿元，对上海GDP的贡献可达6%左右，足以成为上海经济又一个新的增长点。事实上，这个目标可以定得更高一些，应该能超过1000亿元。
同时，服务外包也是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途径。众多不起眼的服务外包企业，哪怕是小企业，集聚起来就可以成为一个“支柱产业”，可以超过钢铁、汽车等传统重点产业，包括对GDP的贡献、对高端就业的贡献、对产业转型“变软变轻”的贡献。仅以节能效果而言，有数据显示，中国万元增加值的能耗，工业是4.75吨标准煤，而服务业是2.38万吨煤，服务业的能耗只是工业的一半。
菲马印等国家的经验证明，服务外包产业是一个“聚沙成塔”的大产业，它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就业及GDP等社会经济方面有着巨大的贡献。但同时各级政府更要清醒地认识到上海发展服务外包的优势（信息基础设施、人才资源等）和劣势（商务成本高、语言能力等），正确把握上海发展服务外包的合理定位，只有“有所不为”才能集中资源优势更好地“有所作为”，切忌一哄而上，盲目竞争。
总体上，在充分认识聚集和发展服务外包产业可以为社会经济发展及产业转型提供机会的基础上，上海应将鼓励和发展服务外包产业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规划运作，充分利用现有的各项聚集和发展服务外包产业的有利条件，包括完善的基础设施、相对丰富的人力资源、开放的外资政策、良好的产业基础等，系统地制定促进和鼓励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政策，从管理机制、政策激励、规划布局、人才培育、资本市场等多方面着手，保持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必要时，可以采取“自费改革”的措施，即在取得中央政府同意后在上海先行试点起来，并在试行过程中不断完善，以应对瞬息万变的国际经济形势。
菲马印三国在集聚和发展服务外包产业方面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政府制定的相当宽松和优惠的产业促进政策。这些政策对其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虽然这些政策都是从国家角度作出的安排，作为地方的上海，无法参照菲马印三国的经验制定极具吸引力的激励政策，也不能对税收减免政策作出更多的安排，但上海可否在地方税收上做文章，即在不影响中央财政税收的前提上制定地方上的税收优惠政策，比如营业税减免，即对符合条件的服务外包企业免征营业税，只征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同时，减免政府部门收取的公司注册、运营环节的各项费用。这实际上是一项政府和企业“双赢”的安排，使集聚上海的服务外包企业在盈利前尽量降低费用支出。对于财政支持，应该围绕上海服务外包发展的总体思路，在倡导公平的市场竞争前提下，通过制定符合公共财政理念的专项资金扶持政策，有重点地推动上海服务外包的健康发展。
目前，上海首批服务外包示范区已经确定，他们是浦东、长宁和卢湾，各个示范区应该明确各自的产业定位细分建议，相关政府部门也应配合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此外，市有关部门也应建立健全统一高效的协调机制，用市场手段引导服务外包企业的在不同区域有效集聚，避免过度竞争，使不同品种的服务外包服务错落有致，各得其所。
通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上海在社会经济及产业发展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是集聚和发展服务外包业务的重要资源。上海应该充分利用这样的资源作为吸引全球重要服务外包企业前来投资设点的“磁力”，在竞争中成为全球服务外包产业集聚和发展的最重要城市之一。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外国投资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