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专家看来，外包显然应有界线。比如，“审批权、执法权肯定是不可让渡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贾西津说。

　　南京市鼓楼区在关于推进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实施意见中明确，“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检查、行政收费、行政强制执行”等不得实行服务外包。

　　在地方的探索案例中，最具争议的是深圳宝安西乡“花园街区”所推行的“综合执法管理模式”，其外包的物业公司“城市保姆”负责8大类26项社会公共服务内容，涉及街区治安巡查、协助公安机关治安防控、协助交通部门维护交通秩序等内容。

　　当地相关官员和企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执法权仍在政府手中”，比如，面对“走鬼”(小摊贩)，巡查员一般采取劝阻方式，实在不行采取人海战术围之。“我不太相信在实际工作中，这条线真能被守住。”贾西津说。北京市的交通协管员就曾因协助“贴条”和照相而备受诟病，最后被取消这些权限。

　　从操作角度而言，政府的多数具体事务性工作是可以外包的，比如，不仅发改委，党政机关各个部门的大量研究课题是可以向社会购买的。可以讨论的议题还包括，如果相关事务外包出去，那么，这些部门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性?比如，机关事务管理机构是否非设不可?

　　事实上，就连政绩考核方案，也可外包。2005年，从东风汽车老总调任武汉市委书记的苗圩(现任工信部副部长)认为现有考核体系不适合科学发展观要求，于是委托国际著名咨询机构麦肯锡为该市重新打造一套考核体系。当然，政府对麦肯锡方案作了修正后才推行。

　　从袁岳的经验来看，一些外包项目对于政府来说并不是非做不可，之所以做，经常与“开明的领导”有关———他们或接受过海外教育，对外包有更深入的理解，或希望在前任的基础上能有创新。另外的现实是，上述创新也能令官员脱颖而出，得到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