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发生的江苏卖甘蔗老人的遭遇令人同情。老人在路上卖甘蔗被粗暴对待牵涉出一个话题：政府基层权力是否可以外包？多数人认为不应该。执法权的确不应该外包。但我认为，政府有很多服务可以选择外包，其中有讨论空间。

以上文提到的事件为例，当地将城市环境服务承包给了第三方公司，从涉事公司的工商登记看，其业务主要是清理小广告、清理乱涂乱画乱扔杂物、维护市容整洁等。清理小广告等不需要直接和人打交道，贴小广告者也很容易觉得自己做得不对，但是维护市容整洁涉及面比较广，工作人员要做的事情比较多。如果遇到街道乱摆乱放，有人沿街叫卖，就算市容不整洁，归属于干涉范围，否则就是服务不到位，而这种干涉，传统上又属于城管的管理范围。

城管是一个不讨好的职业，他们出现在媒体上的形象大多是粗暴执法。游街小贩讨生活不容易，城管就是他们的天敌。在深圳经常看到公园里或者景点门口有人售卖物件，遇到保安就一阵乱跑；还有占道经营者，遇到穿制服者就四处躲避。对小贩而言，他们倒不关心是否是真的城管，只要是穿制服的都害怕，毕竟法律只保护那些有正规摊位者的权利。

模糊地带在于，第三方公司似乎做了城管执法者才能做的事情。如果是这样，那的确不大合适，毕竟法律规定，城管行政执法工作应当由城管执法机关具备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实施，不得委托其他组织和个人实施，不得安排临时工作人员从事执法工作；行政强制措施应当由行政机关具备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其他人员不得实施。

对一些不牵涉执法权的服务，政府还是要在外包上多考虑一些。

比如，很多派出所需要协警，特别是深圳管理人口众多，一个派出所正式民警人数远远赶不上协警数量，这些也是服务外包，有一定合理性，大城市需要很多服务进行外包，这样才不会让政府机构陷于过度臃肿，政府开支也更少，有利于民生。

服务社会化，是一种趋势，一些海外政府连军事设备都向公众公司采购，后勤保障很多也是私营公司完成，不仅如此，在抓恐怖分子的情报分析方面，他们也向第三方公司采购核心服务。我国近年来在解决人口失踪问题上进展神速，就借助了第三方服务公司的人脸识别和基因检测技术，破获白银连环杀人案，也靠安徽一家上市公司提供服务。这些服务如果由政府来研发，可能旷日持久，也不一定能成功，向社会采购不仅方便而且高效。

现在生产制造类企业对外采购劳务服务已经非常普遍，按道理，工厂应该自己招聘工人，工人是企业生产制造的核心部分，委托他人招聘管理，核心部分岂非掌握在他人之手？但偏偏采用这种模式的越来越多。现在是个大分工社会，每个经济体为自己盈亏负责，在社会大分工中为他人提供服务，并采购他人产品，这样才能做到更有效率，比如珠三角的手机产业链，手机厂家只负责设计，核心零部件和生产加工制造都是在其他工厂，分工使得效率更高，竞争力更强。政府公共服务也可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