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可能并非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也许我们应该提供更多信息，而非更少。

例如，最近我和妻子为女儿购买了一幢温迪屋(Wendy house)供她玩耍。如果垃圾邮件发送者知道此事，它们会对我们进行狂轰滥炸，发来各种玩具、幼儿便盆和育儿杂志订阅的促销信息。这样做是没用的，毕竟我们已经有了好几个幼儿便盆，但它之所以没用，只是因为它们对我们只有一知半解。如果我们在决定购买之前，能够收到来自其它温迪屋制造商的报价，那将是一件美事。垃圾邮件之所以是垃圾，正是因为它们无法提供我们想要的信息。

我们愿意收到关于我们正考虑购买的产品的信息。这需要我们告诉别人我们想买什么——但不透露我们的购买欲望有多强烈。可悲的是，我们无法相信垃圾邮件发送者不会根据它们的一知半解，猜测我们可能喜欢的产品，并据此滥用我们提供的信息。因此，我们拒绝向它们提供任何个人信息——这是它们的损失，也是我们自己的损失。

对我们而言，一个更好的办法，就是汇编一份关于我们自己和家人的档案，包括生日和周年纪念日，最喜欢的作家和音乐，是否需要贷款或按揭，以及正在考虑哪项大宗采购。我们应该拥有上述信息，并可以将其给予甚至售予那些想要和我们做生意的公司。如果这些信息足够全面，而且这些公司对其加以聪明而谨慎的利用的话，那将非常省时、省力又省钱。

这就是各家公司让我们提供个人信息时所暗示的美好景象，但我们并没有向它们提供足够的详细信息，使它们能够提供我们真正想要的信息。我们也不是十分相信它们，去告诉它们更多的信息。

如果能有一些代理机构替我们管理个人信息的话，那么，所有这些都将发生改变。这种信息代理将购买我们的信息，并将我们可能真正感兴趣的产品和报价信息转发给我们。那些提供产品的公司看不到我们的详细资料——它们只知道自己接触到了20个、200个或者20万个合乎它们要求的潜在客户。在与信息代理商的交易中，我们可以提出更详细的要求，详细说明我们是需要更多信息还是更少信息，我们个人信息的机密等级，以及信息使用授权的有效期等。

想必，透露更多个人信息的人，会为此获得更多的钱。而整个理念基于这样一种认知：个人可以且应该对其个人资料拥有明确的所有权。这个理念是由信息科技教授肯尼思·劳东(Kenneth Laudon)在10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经过经济学家兼科技大师哈尔·瓦里安(Hal Varian)的推介，已经得到了经济学家们的关注。

一些公司已开始提供此类服务，不过，目前最为普遍的做法，似乎是从可能被骗子们利用的数据库中清除信息。看来，我们的个人信息仍在很大程度上受控于丛林法则。当这种情况改变时，我们或许会发现，自己更渴望将自己的愿望与世界分享。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