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让一个外科大夫来评析“市场刺激计划”，那他就会把它等同于“医学急救”。除非受救助者真的死了，否则，在强烈道德使命感召下，医生是不会放弃一丝一毫的努力。我们的问题是，希波克拉底精神究竟能不能发挥到僵尸企业上，给僵尸企业送去它赖以存续的“电脉冲”？

　　那么，什么是僵尸企业呢？经济学家彼得·科伊认为，僵尸企业就是指那些无望恢复生气，但由于获得放贷者或政府的支持而免于倒闭的负债企业。从“病理”上看，僵尸企业不同于被一堆“问题资产”突然击倒而紧急送入“国家医院”进行“急救援助”的“问题企业”，因为这些企业只要通过一番短期整治，多半很快就能起死回生，国家救助从某种意义上看只是属于“契约行为”范畴，是有偿而且是盈利的。

　　僵尸企业的特色就是“吸血”的长期性、依赖性，而且它手中有一张“王牌”，就是假如“僵尸”得不到“输血”，它将为祸一方，因此它具有“绑架勒索性”。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的AIG和英国的苏格兰国家银行几乎可算得上僵尸企业了，因为两者都接受了两轮政府救助，但企业局面还是一样糟糕，而要是放弃救助，社会局面可能更糟。中国的相当一部分企业也有落入僵尸企业的风险中。

　　对于僵尸企业，不论是希波克拉底的支持者还是原教旨主义新自由经济学家，都感觉一筹莫展，争议纷起，歧见尖锐。

　　彼得·科伊认为，僵尸企业吞噬了经济活力，因为它们消耗了原本可以投入新兴企业和部门的税款、资本和劳动力。与此同时，僵尸企业大幅削减价格以增加销量，可能会拖垮状态较好的竞争对手。彼得·科伊举例说，在增长缓慢的20世纪90年代，日本吃尽了僵尸企业的苦头。疲弱的日本借款者借新债还旧债——这种手法使银行免于承认亏损。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东方航空公司在申请破产的情况下仍获准继续飞行，从而拖垮了美国航空业。著名投资家索罗斯表示，救助美国银行业可能会使他们成为“僵尸”银行，吮吸经济血脉，延长经济下滑持续期，可能面临一段类似日本的低成长期，而且还伴随着高通胀问题。

　　诺奖得主经济学家莫顿·米勒直言，日本“失去的十年”，就是救助僵尸企业的结果。他认为，“允许破产就鼓励发展”，日本当初就不应该救那些企业。

　　僵尸企业可谓“劣迹斑斑”，死不足惜。但这不是希波克拉底的判断。希波克拉底支持者指责原教旨主义学派只注意到日本“失去的十年”，却没有探究日本为何避免了“崩溃的十年”的原因，也没有人乐意去解释日本为何今天还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秘密。希波克拉底支持者认为，就是毫不迟疑的救助才使日本免去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尴尬境地。他们认为，僵尸企业保有大量的工作机会，能稳定市场，在经济衰退之时，若不是仰仗僵尸企业，其他企业还不能做出如此豪放的利他主义安排，市场型的企业出于自利本能，会把包袱毫不留情地抛出来，成为压垮社会“骆驼”背上的那根稻草。从这个角度上看，僵尸企业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产物。

　　关于要不要动用政府公共资金救助处于困境中的僵尸企业的问题，在中国，也已经讨论很久了。这场发轫于经济桥头堡南方城市的争论，随着经济环境的变迁，越来越变成难以达到共识的一桩烦心事。

　　易卜生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显然，从目前艰难时局出发，我们应多一份“易卜生”式的责任心，纯粹的市场主义本质上是不负责任的。在金融危机重创全球经济的当前，我们应该善待落后、僵尸般的企业，即使要如经济学家熊彼特所主张的“杀掉”这些企业，我们也应该等到市场的力量真正恢复理性时再“问斩”。只要僵尸企业身上尚有一丝“道德的血液”，我们就应该伸手帮它，至少不应该让它死在这样的时间里，市场希波克拉底主义应当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