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最大的焦点无疑是基尼系数的逐年攀升所昭示出的居民收入差距的逐渐拉大。而转型期的制度缺陷在收入分配领域体现得淋漓尽致，导致居民收入分配的整体结构中，资本所得超过了劳动所得，垄断行业所得超过了竞争行业所得，城市超过了农村，东部超过了西部，非法所得超过了合法所得，从而呈现一个全方位、立体式的扭曲结构。

　　对这种扭曲的分配结构进行调整，并注入公平要素，无疑是下一步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但事实上，分配的失衡和贫富差距，不仅仅体现在“民”与“民”之间，更体现在“国”与“民”之间，这是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一点。

　　首先，从社会资源的占有格局而言，目前中国的经济资源60%以上仍然集中在国有单位，但这60%的国有资源每年创造的GDP增长不到全部增长的30%，创造的社会就业更是不到10%。这说明庞大的国有资源一方面在“增量”的创造上效率很低，但依然通过“虹吸效应”占有了越来越多的资源。第二，30年来，GDP年均增长9.8%，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却远高于10%，近年来更是创造年均增长20%的奇迹，但居民收入的增长远远落后于GDP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这说明，经济成果在分配的时候向国家转移的速度远远高于向居民转移的速度。第三，由于政府改革的滞后，政府通过二次分配的手段进一步掌握了更多的资源，而二次分配中的种种寻租等行为，导致收入分配格局的再次恶化。第四，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政府启动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但财政投资绝大部分属于央企等国有单位。第五，在信贷资源上，特别是在本轮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国有大中型企业获得的信贷资源高达80%以上，民营企业和大量的中小企业获得的信贷额度不到总量的20%。

　　这样的结果是，在蛋糕的分配过程中，不仅仅是少数人、少数行业占有了大多数的份额，更体现在，国家拿走了相当大的份额。GDP总量成了全球第三，国“富”了，但“民”穷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民”穷则内需自然不振。比如，当下的中国经济，表面来看是过于依赖出口和投资而导致产能过剩，但如果从深层来看，产能过剩的关键并非经济体本身，而是因为资源配置的失衡和财富分配的不公，加之国家分走了“蛋糕”的极大份额，导致居民购买力与经济增速本身出现了严重的背离，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所谓的“产能过剩”不过是一种“伪”过剩而已。

　　由此观之，启动收入分配改革，解决内需不振的根本性问题，不仅要在贫富差距上下工夫，国家更要让利于民，在“民富”上下大工夫，下定决心将政府占有的过多的财富向民众让渡，这无疑是治本之道。但政府的做法却恰恰相反，试图依靠政府的投资，破解当前经济的困局，让财政、信贷等资源继续向国有单位倾斜。显而易见，这种做法不但不会解决经济结构的失衡和深层矛盾，反而随着政府控制社会资源的能力更强而让“国富”、“民穷”的扭曲结构更加扭曲。虽然短期可能能够使得经济增长保持一定的速度，但从长远来说，则进一步压缩了民众的“蛋糕”份额，造成内需的更大萎缩。通过政府资源拉动经济“保八”无忧，但居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很显然只会进一步恶化，实行经济转型和刺激内需依旧是一句空话。

　　因此，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平衡“国”与“民”之间的财富分配格局，解决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夯实财富回归民生的制度基础，其意义显然远甚于“保八”。

　　据此，鉴于30年来国家通过国有企业和其他国有单位积累了几十万亿元的社会财富，将这些财富通过一定的方式“还富于民”，让老百姓富起来，解决“国”与“民”之间资源配置的失衡问题。在国家沉淀了巨额的财富的情况下，庞大的国有股一变现就是真金白银，关键是是否愿意痛下决心，让财富回归民间，夯实经济增长的民生基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