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身份定位应该是复杂而不是单一的。从外交上讲，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发展中国家、初等发达国家，或者甚至说G2这些概念中的任何一个完整地定义中国。这些简单化的定义都有一定道理，但又都包含着很大的局限性。”
对于首次“金砖四国”首脑峰会后的中国外交身份定位，王逸舟在接受本报专访时如是回应。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曾随同温家宝总理出席年初的达沃斯论坛。
此前数月间，美国政府和国会政要频频造访北京。6月16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则将出席在俄罗斯召开的，由新兴大国主导的“金砖四国”领导人会晤。
但在王逸舟看来，以“金砖四国”峰会为代表的新兴国际协商机制和美国领导的现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之间并没有一条“非此即彼”的鸿沟。
虽然“金砖四国”都可以被归纳为走出适合自身特色发展之路的新兴大国，但是四国内部依然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不平衡，及随之而来的不同利益诉求，“要求它们在首脑峰会上的主要目标完全一致不太现实”。
在王眼里，四国峰会将为中国、巴西、印度协调各自经贸立场，增强三方在多哈回合谈判上的力量提供契机。而一心想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巴西和印度无疑对9月联合国改革议程更为热心，并希望在此次峰会上得到中俄的支持。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历了从封闭国家，到地区性强国，再到全球重要国家的上升历程。王逸舟回顾了这一过程后表示，“中国现在的外交身份多样，而且越来越复杂。我们不能把自己限定在某一特殊的身份定义上。这一多样性和复杂性会长期保持下去。”
“中国过去30年外交的成功经验就是在不同身份间保持了平衡。中国跟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周边国家、多边国际对话机制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并把这多种关系细腻地缝合在了一起。”
“外交上通常需要两边下注。对冲操作对现在的中国来说正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王逸舟总结道。
美国前政治协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也告诉本报记者：“‘合作’一词本身就包涵了争议和(非军事)斗争……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里，各国在多种问题上，出于不同的利益考量，会达成一致，或产生分歧。就‘金砖四国’而言，俄罗斯、巴西、印度在一些问题上会支持中国，在另一些问题上会和她产生龃龉。”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基欧汉建议道：“中国应当追求符合自己利益的一套国际结构。但这总是和讨价还价与妥协共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