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焜耀认为，无论从国家还是企业经营的角度，都不能迷信绝对大的数字，而应该从创新的产品、独特的盈利模式、独特的设计中获利

　　【财新网】(记者 周琼 实习记者 杨艾莉 5日发自广州)经济回暖后，“转型”成为中国当下最紧迫的命题。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让各级政府都意识到，依靠巨额投资、人口红利、资源及能源的消耗等方式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走到尽头，转型的核心，是从过去粗放的增长模式转变到以创新为驱动的增长模式中。

　　7月2日至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长沙调研时再次强调，企业的前途在于自主创新。然而中国创新型经济成长缓慢的症结何在，什么样的环境有利于企业创新？这是像台湾明基友达集团(下称明基)这样宣扬创新的企业最为关心的。

　　明基是全球最年轻且成长速度最快的世界500强企业，旗下拥有明基电通、友达光电、达方电子、明基医院等16个成员公司，产品与技术涵盖数字媒体、计算机系统及网络通信等数字汇流之3C领域，分别在台湾、苏州及美国圣地牙哥拥有2000多位研发工程师，2032项以上的专利。

　　在接受财新记者独家专访时，明基董事长李焜耀阐述了他对中国大陆创新环境的理解。

　　增长偏好抑制创新

　　财新网：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中国提出要从过去粗放的增长模式转变到以创新为驱动的增长模式。事实上有关经济转型，中国已经提了27年，但目前仍处于粗放增长的困境中，您认为核心原因是什么？

　　李焜耀：创新最看重的是市场的反馈，如果一个市场对知识产权不够尊重，创新的产品很快被山寨化，创新者享受不到创新的果实，这自然会降低大家创新的意愿。

　　目前明基集团在大陆已经有超过500位研发人员，将来还会增加得很快。因为中国已经从世界工厂转化为世界市场，我们必须根据这边消费者的需求，增加一些新产品和新功能，所以要加大在这边研发和创新的力度。

　　可是知识产权的问题对我们是很大的困扰，好在我们在全球都有经营，我们目前还能想办法把这个压力平衡掉。但我知道很多外国品牌在大陆被山寨化，早期被山寨的产品以软件为主，现在硬件的山寨产品也很多，对他们形成很大的负面压力。

　　从法治层面来说，我觉得政府应该做一些事情。我知道中央政府很用力在打压山寨产品，但坦白来讲，山寨产品在地方政府那里得到了相当程度的保护。

　　财新网：因为山寨产品也能促进GDP增长？

　　李焜耀：是，那是一个很快的增长点。它的产业效益非常高，形成一个产业链很快。回到核心问题，中国在追求每年百分之八以上的经济增长，有没有必要？

　　财新网：您认为呢？

　　李焜耀：中国今天已经不那么穷了，已经有相当部分人富起来了，不应该追求纯速度型的增长，应该追求内涵型的、更有价值的增长，用最少的资源，得到最大的产出。坦白来讲，对经济增速的追求让地方政府在无形中支持山寨化，影响了真正有创新意愿的人的空间，这是很不理想的。

　　这些问题，不见得是政府方面的领导人他不知道，我想他知道，主要是这个过程怎么做，这条路在哪里，做了以后不但能够改善人民的生活，又不会产生乱局，这是很不好做的。你知不知道台湾在30年前，整个电子业几乎都是在山寨产品——不是代工，是仿冒照抄。后来也是国外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压力，台湾当局下定决心一下子要把它禁掉。当时到处都是警察，到处都抓人，逼得这些人生意做不下去，所以力量全部转过来做IT。

　　财新网：政府对数字的追求也会影响到企业家的心态。

　　李焜耀：没有错。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家也在追求最大，最快，追求第一名。当然，在一个很大的又没有成型的市场里面，追求第一，意味着可以主导市场规则，可以有很大的获利。但是一味追求最大最快等于是把高楼架在沙滩上，它的基础是不足的，企业家没有足够弹性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去调整他的认知和经营管理能力，这就会产生很大的风险。

　　无论从国家还是企业经营的角度，真的不能再去迷信绝对大的数字，而是应该从创新的产品、独特的盈利模式、独特的设计中获利，这些思路不仅可以带来经济增长，也能够带来更好的企业家，让所有人拥有更好的生活品质。

　　其实中国的好处就是市场大。消费者在富裕以后，会追求个人生活品质的差异化，企业可以针对性地提供一些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模式，这是国内市场的有利基础。但是整个社会的困扰在于，每个人都是在比大、比快，这对企业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企业要创新，一定要耐得住寂寞。

　　创新是综合工程

　　财新网：在知识产权之外，一个创新型的企业还需要一个怎样的成长环境？

　　李焜耀：我觉得大家非常需要一个诚信的交易空间。国内每一个企业花在诚信问题上的管理成本太高——因为担心对方不诚信，不得不采取更复杂的管理模式，付出的代价相当大。对整个社会来讲，大家都是受害者。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国内的很多交易，大家都不敢把时间变得太长，很多公司还是现金对现金的交易。你想，这种现金对现金的交易对公司的这种现金流压力多大。这使得银行只扮演了非常简单的现金收集者角色，实际上，银行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比如可以通过融资手段放大每个企业的经营能力，增加了企业资金流的速度，利用这种杠杆原理，让企业的发展速度增快。

　　财新网：创新是跟整个社会的状态有关，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工程。

　　李焜耀：对呀，它不光是政府和企业的事情，也跟文化传统和教育体系有关。

　　做一个比较，我拿印度来比，印度表面上是乱七八糟的，基础落后得一塌糊涂，全是19世纪的基础。但是印度的顶尖人才，差不多在全世界都是一些最顶尖的管理、创新人才。这些人提出的一些数学呀、物理呀、管理等方面的理论，在全世界都非常有影响力。但是这样的人才在我们中国很不容易看到。中国的表面非常好，马路干干净净，房子盖得很好，基础建设做得很好，高铁什么都很发达，但是创新方面还比较弱。

　　要改变需要时间，我觉得可能需要好几个世代。

　　财新网：广东现在有个政策，打算五年要花100亿扶持100家创新型企业，您怎么看这件事情？

　　李焜耀：我是第一次听说，我不太清楚，用钱是不是就能够让创新的能力提高？

　　财新网：可能政府也不太清楚。

　　李焜耀：坦白来讲，今天中国山寨最严重的是广东，广东政府应不应该面对这个问题，不要说消灭，而是削弱山寨文化，让大家知道，创新的价值才是最高，而不是做山寨产业。你看，广东做山寨产品的企业加起来，跟他做销售的人员、经销商，可能有100万人。如果用这个力量来做创新，那也会有很大的成绩。

　　广东有条件来支持创新啊，广东有8000多万人，比亚洲大多数国家大，跟越南一样大，市场这么大，有什么条件做不到。所以，还是回到根本的问题：要营造一个有利于创新的文化和法律环境，这个比政府投钱更重要。

　　人才需要开放环境

　　财新网：我在东莞采访的时候，有很多企业讲人才是他们的大瓶颈，有些打算转型的企业招了一年了都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才。明基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李焜耀：你刚才讲东莞的情况，我认为还是跟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很有关系，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如果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创新型人才是留不住的。

　　东莞的环境就是一个加工的环境，它如果要这种很原始创新的人才，有先天的不足。像美国最好的研发人才在硅谷，在南加州的圣地亚哥，那里之所以能聚集和培养人才，因为本身它的环境就是一个滋长创意的环境，都是研发人员在那边上班，大家在交往过程中，哪怕吃个饭可能就有很多的创意。

　　但我觉得国内不用那么悲观，中国这么大，每个地方都有它的特点，比如杭州、东莞这些地方，中小企业很多，说不定可以培养中小企业需要一种的商业模式。现在有个问题，一讲创新，每个地方、每个行业都在讲创新，这个没有必要。大家就是差异性不够。

　　回到人才的话题，其实全世界都一样，好的人才永远都不够。不管是台湾、大陆的企业，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能用全世界的人才来帮我们经营全世界的市场。以研发来讲，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用到国际的人才，比如用美国、日本、印度训练出来的人才。这个还要很多时间去培养。

　　财新网：那你们是用什么办法来吸引人才呢？

　　李焜耀：吸引人才最重要的就是给他开放的环境和很有弹性的行政措施，生活上的照顾一定要好，还有空间的规划要好，让他与同行业和附件市场的互动频繁一些，随时引入不同的刺激，给他们送来新的观念。我们大量送人去国外，也大量把国外同仁找回来。事实上，我们在台湾的工作者中，有相当大的比例都是在国外求学过，生活过，或者工作过这个比例非常高。

　　我们觉得在形成决策之前应该让大家有弹性和空间去发表不同的意见，吵架没关系，吵完以后形成意见大家一起去做就好了。

　　财新网：您觉得工资待遇和这种开放性相比，哪个对人才更具有吸引力？

　　李焜耀：我觉得只要工资在一定的条件之上，开放性又远远大于增加的这个薪水，这些创新型人才会更偏向于一个开放型的企业。因为他知道，只要他的创新能够帮公司获得成功，他获得的报酬会远远高于当初公司所承诺的。而在一个那种比较单一、比较军事性的环境里面，人才很难留得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