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鄱阳湖“学习”,洞庭湖也要建闸引长江水“解渴”
■ 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已上报国家相关部门批复 ■ 洞庭湖: 松滋口建闸正进行可行性研究 城陵矶也有建闸计划
5月31日早报刊发《三峡再调查》特别报道以来,有关江西省欲在鄱阳湖建设水利枢纽工程(江西官方曾提出“建坝”,后改称“建闸”)的消息引起各方关注。6月2日,江西省省委书记苏荣向正在鄱阳湖视察旱情的温家宝总理提出,希望中央尽早批准兴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称这是“民生工程”、“富民工程”和“生态工程”。同日,江西省水利厅厅长党委书记孙晓山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该工程已经过“充分论证”,已经上报国家审批。
长江上的另一个重要湖泊洞庭湖所在的湖南省,也在为在洞庭湖建闸进行积极的努力。

2011年6月4日拍摄的鄱阳湖鞋山水域“枯水一线”(左图)。2011年6月17日在同一地点拍摄的“洪水一片”情况(右图)。IC 图

赵佳峰 制图
“目前,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已经上报国家相关部门批复;洞庭湖的松滋口建闸在进行前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建的希望还是很大;至于城陵矶枢纽工程,我们目前尚未做过任何深入研究,只知道地方有这个设想。”长江水利委员会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胡维忠日前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长江沿岸建任何大型的水利工程,长江水利委都会进行严格分析和论证,并由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进行统一调度、统一管理。
据了解,今年3月15日,湖南省政府与中国水利科学研究院、长江水利委员会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达成松滋口建闸前期工作合作意向,松滋口是长江水进入洞庭湖的主要入口之一。而比松滋口建闸更为庞大城陵矶水利枢纽,也在酝酿当中。今年1月,城陵矶所处的湖南省岳阳市市长黄兰香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及城陵矶洞庭湖综合枢纽工程,称要推进前期工作。随后,岳阳市水务局向市政府建议,应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以市政府的名义向省政府、国务院建议兴修洞庭湖水利枢纽工程。其中,该建议中还专门提及“江西已成立鄱阳湖水利枢纽建设办公室”。
洞庭湖、鄱阳湖
双双喊“渴”
长江和洞庭湖、鄱阳湖,千百年来一直保持着如此微妙的关系。两湖既为汛期滚滚的长江洪流,导致湖区水位暴涨引发洪灾而担忧;也会因为旱期长江流量减小,导致湖区面积缩小引发干旱而困扰。长江与两湖的旱涝关系犹如天平的两端,上下起伏吸引着外界的目光,今年上半年两湖的旱情无疑是关注的焦点。
2003年以来,洞庭湖水位持续偏低。特别是2006年、2009年秋冬季,出现了建国后仅次于1959年的特枯水位。同时,鄱阳湖枯水期水情也在发生变化,呈现水位降低、持续时间变长等趋势。2008年1月,鄱阳湖都昌水文站出现8.15米水位,创历史最低纪录。
由干旱导致的水情变化,也给洞庭湖、鄱阳湖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岳阳市占洞庭湖半数以上水域,该市水文局给该市政府的一份材料中写道:“洞庭湖水位持续偏低,水量偏少,导致水体自净能力降低;君山、华容等地江湖取水闸底板高程大都高出江湖水位1-3米,致使秋冬季农作物灌溉和其他生产性用水均十分困难;沿河、环湖的大量洲滩裸露,扩大了钉螺孳生范围,增加了人畜感染血吸虫的机会;枯水期提前和水位过低导致环湖和江河尾闾大片洲滩裸露,影响候鸟越冬……”
“高水是湖,低水是河”“洪水一片,枯水一线”,都是对鄱阳湖洪枯期的形象描写。而近年来因五大水系降水量偏少,长江上中游来水偏少和三峡水库蓄水的影响,鄱阳湖星子、都昌、康山、吴城等湖区先后出现新的历史最低水位,洲滩提前显露且连续出露天数大幅增加,直接或间接影响着鄱阳湖的植被、鱼类和鸟类资源,也使得与水有关的景区资源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在江西官方的有关材料介绍里,在鄱阳湖建立水利工程被视为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大计”,加上近年来鄱阳湖流域旱情发展和三峡蓄水的影响,江西于近年来再度提出建立“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规划,希望在距长江27公里处的鄱阳湖北端,九江市海会镇与高桥镇之间,修筑一座长约2.8公里的“水闸”,将鄱阳湖的水位维持在14至16米的理想高度,以提高鄱阳湖枯水季节水环境容量,达到供水(灌溉)、保护水生态环境、保护湿地、消灭钉螺、航运、旅游、以及水产等方面的综合效益。
“如果水位低于10米时,整个鄱阳湖面积仅有100平方公里,当水位上升至13米湖面有900平方公里,14米时则变成1450平方公里。因此控制一定的水位,对鄱阳湖整体的水资源利用和农田灌溉等领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胡维忠说。
洞庭湖
“引江济湖”前期已启动
历史上来看,洞庭湖上有松滋、太平、藕池、调弦四口引长江水入湖。但由于1958年调弦口被建闸堵塞,目前真正发挥作用的只有松滋口、藕池口和虎渡口,被称为“荆江三口”,这三口分流长江的流量大小,对洞庭湖洪枯的影响至关重要。这三口汇入的水,与湘江、资水、沅江、澧水等汇入洞庭湖的河流构成洞庭湖的主要水源,最终湖水经位于岳阳的城陵矶排入长江。
“事实上,在四口建闸的观点很早就有人提出来了,但是真正时机成熟还是三峡大坝建成以后。三峡水库可有效地拦蓄长江上游的洪水和泥沙,减少入湖水量和沙量,由此为四口建闸控制创造了条件。而现在这个情况下,在松滋口建闸是最符合实际的,通过建闸、建泵调节洪枯期的洞庭湖水位。”胡维忠说,但目前该工程的选址并未确定,具体的建闸方案也没有确定。
胡维忠介绍,在松滋口建水闸,汛期能对长江洪水起到错峰作用,减少长江和澧水洪水遭遇的几率,降低松澧地区危害可能性。同时,通过长江三峡与洞庭湖四水的错峰补偿调节,可实现控湖调洪,对长江洪水有明显的削峰作用;枯水期可建水泵从长江引水进入松滋河,并通过相应配套工程将来自长江的水引入虎渡河、藕池河,有效缓解淞澧地区和四口河系地区水资源短缺的矛盾。这是当前解决洞庭湖区特别是四口沿岸地区防洪、水资源、水环境等问题的有效途径。
为此,今年3月15日,湖南省洞庭湖综合治理松滋口建闸前期工作启动仪式,湖南省政府与中国水利科学研究院、长江水利委员会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达成松滋口建闸前期工作合作意向,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韩其为、雷志栋、王浩等3位参与项目研究。据介绍,该项目将主要围绕松滋口建闸和四口河系整治措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研究,提出相应工程措施,在此基础上启动松滋口建闸工程相关前期工作。
相对于松滋口建闸在防洪起的作用,不少湖南专家更关注该闸在枯水期引长江水解决洞庭湖干旱方面的效用,因此工程的引水量成为关注重点,不少专家倾向于在枯水期引水300/m3,这样可有效缓解洞庭湖旱情。“在通常情况下,干流枝城流量为10000m3/秒时,松滋口的流量为200m3/秒,但对于具体的引水量,目前还在研究。”
沿岸大型水利设施
均由长江防总统一调度
随着鄱阳湖水利枢纽报国家相关部门批复、洞庭湖的松滋口建闸在进行前期调研等,多个大型的水利设施或将让长江与洞庭湖、鄱阳湖的关系更加微妙。有些专家担心,如果这些水利设施的调控权力落入地方,可能会不利于长江整体水资源的调配。
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教授董增川建言,应当成立一个“高规格、有权威、协调能力强”的鄱阳湖管理委员会,来协调、解决鄱阳湖治理、保护和管理中的重要事项。他建议不仅要适时制订鄱阳湖的管理条例,构建鄱阳湖综合调度系统,还应建立鄱阳湖与三峡水库的联合调度系统。
“对于鄱阳湖水利枢纽来说,真正的问题就是这个调度方案还没有优化,三峡也是9月份开始蓄水,上游其他水库也是这个时间蓄水,鄱阳湖蓄水应该和他们错开。所以,我们建议由长江水利委员会统一调度,不能交给江西。江西来调度,安徽、江苏、上海肯定不干。”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院长谈广鸣说。
不过,对于专家的担忧,胡维忠表示,长江沿岸建设的任何大型的水利工程,都会经过严格的分析、论证,并由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进行统一调度、统一管理。如果这些水利设施建成后,长江防总会把三峡水库和这些水利设施联合调度起来,能将这些水利设施的各自作用放至最大,确保整个长江流域的水资源能得到合理的调配。
城陵矶建闸设想引发生态灾难质疑
在松滋口建闸工程的前期工作已经启动的同时,湖南省相关地市和部门正在酝酿着在洞庭湖上建更为庞大的水利工程——城陵矶枢纽工程。
去年,隶属于湖南省水利厅的洞庭湖工程管理局曾公开表示,经初步研究,拟在城陵矶兴建水利枢纽工程,该工程已被列入《长江流域综合规划简要报告》。而对该工程最为积极的,是岳阳市的相关部门。去年年初,岳阳市政协主席白尊贤领衔在湖南省政协会议上发言,建议积极应对洞庭湖低水位危机,否则“洞庭湖湿地会因缺水而大面积消亡,甚至可能演变为长江罗布泊”。白尊贤的建议曾被湖南省政协主席胡彪带到全国“两会”,胡彪与20多名在湘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为此全国政协提案委负责人赴湖南专门调查。
今年1月,城陵矶所处的湖南省岳阳市市长黄兰香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及城陵矶洞庭湖综合枢纽工程,称要推进前期工作。随后,岳阳市水务局向市政府建议“应由市人民政府成立城陵矶水利枢纽工程前期工作推进领导小组,以市政府的名义向省政府、国务院建议兴建洞庭湖水利枢纽工程。在洞庭湖城陵矶出口建控制闸,而将枯水期水位控制在25-26米之间,蓄水约30亿立方米,以此增强枯水期水资源的配置能力”。
不过在关于城陵矶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上,湖南省内的不少专家存在着不同意见。曾任东洞庭湖管理局副局长、现在世界自然基金会工作的蒋勇说,如果真的建坝,那又会引起一场生态灾难。湖南省地质研究所原总工程师童潜明表示,先抛开生态影响等不说,仅从地质条件而言,城陵矶水利枢纽就相当复杂,不适宜建水利枢纽。鄱阳湖水利枢纽初步选定的坝址,拦湖大坝只有2.8公里,且两岸都是基岩,操作性较强;反观城陵矶水利枢纽,洞庭湖进入长江的水量,远远高于鄱阳湖,意味着城陵矶要面临更大的流量冲击。但城陵矶东岸是基岩,西岸是泥土层,向西30多公里才有基岩,施工难度极大且后期隐患很大。
“我知道城陵矶水利枢纽工程,不过是近几年新提出来的,至少目前为止,他们也没有来找过我们,我们也未对该项目进行过任何深入研究、可行性论证等,项目仅仅停留于地方政府的设想阶段。”胡维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