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特别要提升自己，解决“不适应”和“不符合”
问：您曾经从地方到中央，又从中央到地方，走了很多地方。您2007年来上海，现在已经有2年多了。我特别想知道，在您眼里上海党员干部的精神面貌是什么样的？
俞：上海是有光荣传统的地方，是我们党的诞生地，是无数革命先烈英勇牺牲的地方，上海的党组织是好的。
前些日子，报纸上报道了一位徐素珍同志。她是1941年参加革命的，后来是一个工厂的副厂长，她老伴也是一个老同志，两个人相约去世后把所有财产都作党费交给党。她生前交了大概七八十万，后来把房子卖了又交了七八十万，一共是150多万。徐素珍同志代表了我们上海很多党员忠于党的事业、忠于人民的一种品质。
我在参加老干部活动时候，我们老干部局几个同志跟我介绍过一个老干部，我记得叫方耀雄。他是四几年参加革命的一个老同志，捐了100多万给希望工程。我们上海的党员是好的，党的队伍是好的，陈良宇的案件代表不了上海的党组织。当然，我们上海的党组织、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有一个在新时期怎么样提升自己，解决不适应和不符合的问题。
问：您认为不适应在什么地方，不符合在什么地方？
俞：不符合嘛，主要是党的宗旨方面，有的人背离党的宗旨，像陈良宇这种情况。这两年来，纪委立案查处了局以上干部17名，说明这个腐败现象仍然是很严重的。还有一些不正之风，还有一些党员斗志衰退的情况，这都是不符合党的宗旨的行为。
不适应的情况就多了。什么叫不适应呢？新时期对干部提出了很多方面的要求，我们的知识、我们的能力、我们对问题的见解、我们推动工作的魄力，适应不适应新时期的要求，这方面有很多的差距。一般地讲，不适应是绝对的，就是永远都有不适应的问题，不同时期不一样；适应是相对的。对上海来说，不适应的问题突出的恐怕是在处理社会问题上，我们面临着一系列的改革的要求，比如说对矛盾凸显期估计不足。矛盾凸显期肯定有很多凸显的矛盾，什么时候可能发生，发生在什么层面，我看我们是估计不足的。像去年年初的磁悬浮，当然它是一个征求群众意见的过程，但是一部分群众会反应这么强烈，我看我们是估计不足的，我说的我们包括我。
我在湖北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上海前进到一定程度了，这种矛盾很容易凸显出来。这以后我们就制定了一个风险评估办法，就是对重大工程和重要政策进行风险评估的办法。
所谓风险评估，就是在我们重大政策和重大项目实施之前，对群众可能有什么利益诉求要做评估。这些利益诉求中哪些是合法合理的，你必须要考虑进去；哪些是不合法不合有关规范，但是有他一定的合理的因素，你一定要考虑这合理的因素；哪些是不合法也不合理的，你要考虑怎么做工作。我感觉我们虽然出台了一个办法，很多同志仍然没有把这个问题提高到足够的高度来认识。如果我们认为当前确实是一个矛盾的凸显期，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就要把社会成本打进去。所谓的社会成本，就是你这个事情对群众利益有影响，按政策这个问题应该解决。现在打没打？也打进去了。打得够不够？是需要研究的。
问：如果一定要计算这样的社会风险度，会不会有一些干部就干脆考虑别干了？
俞：这个社会成本，或者说是群众利益的补偿，没打进去是错的。打进去之后你觉得干不了，干不了就不要干。群众利益没有得到补偿，你的工程怎么能做？做不了就不要做。这恐怕是一个我们不适应的问题吧。
第二个不适应的问题，就是依法治国的方略、宪法和法律至上的原则，这都是中央提的，我们恐怕有认识不足的问题。最明显是最近的所谓的“钓鱼事件”或者说“倒钩事件”。这种“钓鱼”式执法行为，不是一概都不能采取的，但是它是要在特定的范围和特定的授权下才能实施的。我们在某些打击犯罪的场合，也实施这一种办法。但是这种办法用在治理非法营运车辆的时候是错误的，这肯定是错误的。那么这个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是某一个人突然想起来要采取这种办法，而是我们在这种执法中间实行的那个叫做有奖举报的制度。这种有奖举报的制度如果不加限制地使用，必然地会产生职业举报人，利用这种有奖举报的制度来挣钱。我们在实行这个有奖举报制度的时候，没有从法律的层面上，认真地加以审核，评估一下这种制度会导致什么样的局面。没有认真地加以审核，也没有加以很多约束性的条件，所以导致了这种事情的发生。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法治观念的不强。它是一种制度性的措施的错误，说明我和我们的同志们法治意识淡薄。
还有一条，就是对社会性的事件，或者叫做公众事件的及时应对重视不够。新时期的社会矛盾、公众事件有它的特点，跟过去不同了，来得快，很集中，而且很多情况下直指政府而来。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好处是能够及时发现我们工作中的弱点。但如果应对不及时，会造成一些其他的问题。
公众事件怎么应对呢？第一恐怕要快速反应。你总要有一个说法。重大的安全事故出来要快报事实吧，对政府的重要的批评要快速反应吧，是对是错，或者对政府提出的问题你总要回答吧，不能回答你也要告诉：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研究好，现在不能回答。第二要实事求是，第三要重在制度。
什么叫实事求是？我以前讲过要快报事实，慎报原因。像闵行那个倒楼，我觉得处理是好的。事实报得很快，原因报得很慎重。我曾经催过我们建委主任几次，你这个原因怎么还不报，他说专家们要计算；第二次我问怎么还不报，他说专家们还要化验，现场取样化验；完了又问他，说专家们要做一点实验。我记得大概是一周左右公布的结果。像这种科学的问题，就要由科学来作结论，不能用长官意志，也不能迎合舆论。对事实的认定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看风向放风筝，不能当气球随风飘，哪怕有人指责你，你也不能赶风头。
三、千方百计解决产生问题的制度性原因
问：处理这样的事情，我们是发生一起处理一起呢，还是要建立一整套的机制呢？
俞：制度性的错误就要用制度性的措施来终止它。一个事发生了，人的处理是必要的，责任人必须处理。但人的处理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能匆忙，也不能迎合。如果事一出，领导很愤怒就处理得重，或者说舆论对它谴责很重就处理得重，没人注意就处理得轻，这个不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但更重要的不是人的处理，而是制度的问题。拿“倒钩事件”来讲，就是制度的问题。
闵行这个倒楼事件，制度出在什么问题上呢？至少有两条。一条是我们上海的问题，房地产资质跟中央公布的资质管理比，严格程度不够。更重要的一条，这条恐怕是全国性的，就是我们的工程监理，在很大程度上形同虚设，形有，但是形同虚设。这是为什么呢？工程监理与业主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业主招标来的，他的款是业主付的，监理单位很大程度上要考虑业主的意见和看法。这是一个制度性的缺陷。
第二个制度性的缺陷，就是工程监理招标包括对监理收费进行招标的，除了资质，除了他的能力，很重要一条是收费。监理的收费应该是按他的工程量的比例来收费，如果监理收费也招标，他就要拼命地揽业务量，否则他的收入要下降的，优秀人员很难认认真真地做好工作。这两条，可能还有别的原因，是我们工程监理形同虚设的重要的制度性原因。如果不解决制度性的原因，单纯就事故谈事故，就事故谈人，今后还会发生事故的。所以我讲处理这种公众性事件，其实不只是公众性事件，包括我们很多的重大事件，第一条要快速应对，第二条要实事求是，第三条是重在制度。一定要把某些问题产生的制度性原因找到，千方百计加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