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到2007年中国经济强劲增长，企业能力、人民生活、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但是快速增长的同时也累积了多方面结构性矛盾。2008年上半年，经济学家们研究的更多的是如何防通胀，到了下半年，经济就进入快速下滑调整阶段。 

2003年到2007年中国经济强劲增长，企业能力、人民生活、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但是快速增长的同时也累积了多方面结构性矛盾。2008年上半年，经济学家们研究的更多的是如何防通胀，到了下半年，经济就进入快速下滑调整阶段。宏观经济政策从08年秋季开始酝酿调整，11月5号国务院常务会议就确定了要“促内需、保增长、稳就业”的指导方针。

2008年11月2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申通过减税、投资等措施实现保增长、促内需方针。2009年2月23日中央政治局指出，采取更强有力措施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以拉动经济增长。强调“四大”措施：“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大范围实施调整振兴产业规划、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大规模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另外，我们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减税政策，如个人首次购买90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房的，契税税率暂统一下调到1%，对个人销售或购买住房暂免征收印花税，对个人销售住房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2009年1月20日至12月31日购置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暂减按5%的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增值税抵扣等；并于2008年四次上调出口退税率，涉及纺织服装、机电产品等。财政支出方面，在保障性住房建设、城乡基础建设投资、医疗卫生和社保支出等领域扩大
政府投资；另外，还降低银行利率和准备金率，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1年期贷款利率从7.2%下降到5.31%，贷款利率从3.87%下降到2.25%。准备金率从17 . 5%下调到15.5%。从1月14日起至2月25日，国务院召开6次常务会议，出台了具体调整振兴的十大产业规划，实施时间将从200年至2011年，涵盖钢铁工业、汽车工业、纺织工业、装备制造、船舶工业、电子信息产业、轻工、石化、有色金属和物流业，并通过减税、投资、产业引导等措施，帮助这些行业开拓市场、技术升级、产业重组，从而得到更好发展！

在这些保增长政策的刺激下，短期宏观回调可能近底，复苏之路以及长期增长轨迹则很大程度取决于能否利用调整机遇推进深层改革，为经济崛起提供更可靠的制度基础条件！目前我国的经济困难与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有关，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更需要从自身经济增长深层次矛盾的角度来探讨问题的根源。我认为，我国经济增长结构的特点有四：

一是结构趋重工业化，加重宏观波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突出特点之一，是基础金属原料和材料密集型机械设备部门快速增长并显著改写全球产业版图。钢产量强劲增长是重制造业工业崛起的标志性事实。我国钢产量从1999年1.28亿吨超常增长到2007年近5亿吨。另外我国在机械设备、运输设备、汽车等部门产量占全球比重在过去6—7年间每年持续提升1—2个百分点或更高。

经济结构重工业化通过开放模式展开。我国初级产品进口中四种矿物比重从1999年27%上升到2008年1季度64%，出口中重制造业工业产品比重从18—19%上升到近30%。我国外贸增长推动全球海运需求和价格提升，新造船订单大增。2002年以来造船浪潮中，我国承接新增船舶订单占世界比重从6.7%激增到41%。
我国结构趋重具有基本面条件支撑，有相当程度合理性。但是这些部门不同程度存在自我循环特点，容易在景气阶段累积较大失衡压力。另外这些行业可贸易程度较高，汇率低估扭曲影响较大，因而调整过程对宏观经济带来较大冲击。目前重工业跌幅高于轻工业，原料工业高于重工业，从消极方面表现是结构趋重的影响。
二是房地产起落放大波动由其经济特征所决定，房地产涨落足以影响宏观经济。一是房地产当期购置和多期消费，银根松紧对需求具有较大影响。而且，过低利率或负利率促使居民自我消费住屋购买提前，或在给定未来房价预期条件下诱致投机性需求。二是短期供给弹性较小，需求增长虽然会刺激投资，但是即便有供地一般也要18个月到两年才会形成供应，因此房地产需求面临正向冲击时，往往可能发生房价较快增长局面。三是房地产价格通过反转影响供求关系发生自我强化趋势。需求增长加上供给反应滞后带动价格上涨，反转刺激投机性需求和自我消费需求提前发生，推动价格进一步飙升。价格上涨自我实现的正反馈过程，决定住房如同其它资产一样可能出现泡沫因素！四是住房购买支出在居民收入和消费中所占比例很高，房地产比很多资产价格失衡对宏观经济潜在影响更大。很多资产短期供给弹性很低甚至为零，从早年国外郁金香、铁路股票、到近年我国古玩、字画、和田玉等，都可能发生价格泡沫。房地产的特点在于它相对规模较大，价格虚高失衡调整，可能通过信贷、投资、消费管道对国民经济产生更大影响。

近年房地产火爆行情还与我国特殊体制条件等因素有关。我国现行土地制度下，面对房地产走热局面，主管部门紧缩土地供给数量，地方政府经营土地获利，客观推高房地产价格。我国处于房地产商品化初步阶段，市场参与方第一次经历火爆局面，更容易在行业走势判断上出现过于自信和投机冲动问题。
近年我国房地产超常增长。销售面积从2000年1.66亿平米增长到2007年7亿平米，平均价格同期从不到2000/平米增长到2007年3654元/平米。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从2000年5.8%上升到2007年8.8%，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维持在16% —17%的较高水平。

从商品房住宅销售金额占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比重看，消费支出比重从2000年10.5%上升到2007年36.8%，占居民收入比重从6.8%上升到15.9%。这两个指标近年异常上跳，提示房价飙升对鼓励居民家庭提前购买住房以及投机性购买可能产生了显著影响。

随着宏观经济形势转变和房地产行业转折点到来，房地产销售“休克式”下跌，销售面积和金额从2007年8月同比增长率都接近60%，下跌到2008年11月同比增长率在－30%上下。住宅投资同比增长率从2008年6月40%下降到11月不到8%。从长期看，我国房地产业发展潜力巨大，然而近年异常火爆累积失衡压力，最终经历调整时显著加剧宏观经济波动。

三是过度依赖外需增大风险

受汇率调整滞后和收入分配格局偏差影响，近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需依存度超常提升。1992—2002年季度顺差平均值为49.2亿美元，但2003—2007年间季度均值上升到299.3亿美元，2005—2007年更增长到474.3亿美元。改革时期经济增长率与顺差占GDP比重通常存在反向关系，即宏观经济增速较高时顺差比重较低，反之亦然。然而这一关系最近3年改变：虽然经济增长率明显高于趋势水平，顺差占比却仍不断冲高。比较1979—2002年与2005—2007年情况，净出口即贸易顺差增长对整体经济增长贡献率从2.1%上升到19.2%，贡献率增长超过8倍。假设净出口增量与总需求比率为0.2%和2%，分别代表对外依存度比较正常和过高两种情况。假定上述比率对美欧GDP增值率弹性为0.5。那么美欧增长率下降1个百分点，正常依存度下我国总需求受影响约为0.1个百分点，高依存度则高达1个百分点。过高对外依存度好比巨大堰塞湖，当国外发生衰退之类溃坝事件时，国内总需求面临更大冲击。

四是总收入分配失衡带来不利影响

我国消费占总需求比重多年持续下降，近年只有50%左右，居民消费仅为36%，属世界最低之列。

由于消费具有较强自我平滑趋势，消费比重过低导致宏观经济面临外生冲击时波动更为剧烈。这一问题与三方面原因有关。

第一，消费比重下降是居民收入比重和消费倾向“双下降”的结果。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从1996年69%下降到2005年59%，能解释同期消费支出比重变动绝大部分。居民消费倾向从2001年75%下降到2005年64%。这与居民预防性储蓄有关，可能也与居民购买住房当期支出增长提高储蓄统计值有关。
这与我国国民总收入分配的演变有关。一是居民收入比重下降，二是企业部门比重上升，三是政府部门比重也上升。如果把国有企业利润算做广义政府收入，那么用控制资源衡量的政府收入比重更高。

第二，消费相对不足是企业和政府收入比重“双增长”及其储蓄比重“ 双增长” 的结果。企业部门收入比重从1998年14.5%上升到2005年20%，政府比重从17.5%上升到20.5%。总储蓄中居民份额直到2004年都在下降，企业储蓄比重从1998年38%上升到2005年50%，政府储蓄比重从1998年14%上升到23%。
从总储蓄构成看，居民储蓄份额直到2004年呈现下降趋势。主要根源一是企业储蓄率或利润占比上升，二是政府储蓄率居高不下。未分配利润构成企业储蓄，回报率增长推动企业份额增长。如果回报率上升代表企业生产效率提升，那么对长期增长来说则有积极意义！第三，与两个领域改革滞后有关。一是向公共财政体制转型改革相对滞后：税收超常增长，过去十多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持续增长，2000-2007年从13.5%持续上升到20.6%，平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而社保、教育、卫生三项民生性支出占财政支出的增长仍相对缓慢，也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结果使得民众储蓄率上升。二是近年垄断改革乏力，国有企业垄断利润超常增长和储蓄率过高。近年国有企业利润七成左右来自“石油天然气”等四个行政垄断和准入限制较多部门。

从宏观经济周期和增长结构矛盾角度看，目前经济下调有客观必然性。然而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推进阶段，快速追赶基本面条件没有改变，通过实施需求刺激和体制改革措施，可能较快走出困境和再造景气增长。

我国应对危机的有利条件

我国应对挑战、应对危机的有利条件一是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推进阶段，扩大需求具备快速追赶基本面条件支持；二是我国政府、企业、居民、金融机构这四个主体各自的资产负债表状况良好，扩大内需的财务条件比较好；另外，货币信贷大幅增加说明我国通过政策来调整提升短期总需求有较大的弹性空间。我国应对冲击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在扩大准入、土地制度、国民收入分配、利率和汇率体制等领域推进改革，从而为未来增长创造更为可靠和坚实的制度基础。另外，随着我国与外部联系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拓展，如何从接受国际惯例转向参与建立新国际秩序，参与推动建立适应全球化新时代的全球治理结构则是我们面对的另一大挑战。

从短期看，中国国内消费和投资潜力较大，居民储蓄充足，财政基础稳健，具备较好的提升总需求条件，应能较快走出不景气阴影。而美国长期以来过度透支未来消费，目前遭受金融和经济危机打击，财政也存在巨大窟窿，其刺激经济的政策面临较多约束，复苏时间应显著延后。中长期看，中国要想创造可持续快速增长模式，最根本的不在于短期的刺激政策，而在于中国要能够直面深层次的体制改革和调整。美国本质的问题不在于能否走出目前衰退，而在于如何走出衰退！美国走出衰退的关键在于能否成功启动技术产业前沿突破， 把政府举债投资转变成开放环境下具有自生能力的新产能！从更长历史角度看，中国经济在人均收入、人均财富等反应富裕水平的基本指标上， 仍将长期落后于发达国家， 但是中国经济处于快速追赶和相对实力快速上升时期。美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是最富强国家，然而受经济发展动态规律决定， 美国难以改变经济实力和影响相对下降的趋势！

中美宏观经济分析比较显示，我们处在全球经济格局大调整时代，是中国崛起的经济大时代。中国崛起如能成功，其前提一定是有一批世界级的中国企业崛起，屹立于全球之林。中国的企业家如果能认清使命、做好功课，就一定能在这个经济大时代建功立业、创造历史！
 
来源：呼叫商业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