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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几乎每个人都被这类营销电话搞得不胜其扰。它们不分早中晚，不分场合地点，睡觉吓你一跳，开会突然打扰，开车响个不停，搞不好还会酿成事故……

而这其中的很多，还是“千里眼”、“顺风耳”。你刚买车、买房，卖保险、卖家具的电话随后就到。有人不停拉黑，但拉黑一个，起来一片，防不胜防。

1、道高一尺

2018年，河南开封的网警发现一个叫“夕阳红”的网民，在网上兜售手机号和机主姓名、财产、户籍等隐私信息。

“夕阳红”很快被抓获，但他牵出的犯罪网络，让公安机关都为之一震。

他的上线，是三大运营商、社区、保险、快递、计生等企事业单位中的“内鬼”；他的下线，除了各种电话营销机构，还有从事电信诈骗、暴力催债、网络赌博的犯罪分子。

开封公安局花了一年时间，才挖出了这张“大网”。结果，仅抓捕的运营商、社区、物流等行业“内鬼”，就达80多人。

由他们染指的隐私信息量高达：1个亿。

这仅是公安部“净网2018”专项行动的一个缩影。当年，中国骚扰电话泛滥到什么程度？

据艾媒咨询《2019中国骚扰电话市场状况与用户感知调查报告》的数据，2018年中国骚扰电话拨打总量高达：500亿次。

不治不行了。

为此，工信部在2018年发布了两个重磅文件：

7月，联合13个部门发布《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方案》；11月，再发《关于推进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的工作方案》。

“两大方案”，决意要发起一个“专项行动”（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为期一年半），打击三类骚扰电话（商业营销类、恶意骚扰类、违法犯罪类），启动“三大战役”。

第一战，是“防御战”。

首先，工信部要求运营商开通“号码标记”。只要号码被多人标记为“诈骗电话”或“广告推销”，用户就能在接听前直接识别，从而减少上当和被骚扰的概率。

这招有用，但更多人希望，骚扰电话干脆就不接入。

于是，工信部又敦促运营商推出“高频骚扰电话防护”业务。只要用户开通服务，就能设置拦截规则，把“400”“950”“951”“952”等营销号段拒之门外。

第二战，是“反击战”。

首先，工信部排查整顿了网络通信企业，要求它们清理骚扰电话软件，阻断“援军”。

接着，工信部又委托中国互联网协会，设立12321举报中心，号召大家积极举报，使之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第三战，是“大决战”。

骚扰电话的根源，在于公民信息的泄露和贩卖。所以，工信部又提出，要对行政、金融、房产、医疗等部门行业，展开整顿。

为此，要建立一个“平台”（即全国统一“防骚扰信息综合服务平台”），制定一部“法律”（即《个人信息保护法》），建立打击骚扰电话的长效机制。

力度不可谓不大，但从如今的事实看，大家还是把这事想简单了。

2023年，电话邦发布《2022年度骚扰、诈骗电话形势分析报告》，公布了骚扰电话的“标记量”。报告显示：

2018-2019年，经过工信部的“专项行动”，“标记”的骚扰电话从2.1亿次降到1.9亿次。

但此后却一路反弹，2022年达到4.99亿次。

5年间，飙涨237%。

这还仅仅是电话邦“标记”的骚扰电话量。如果按艾媒咨询2018年公布的总量（500亿次）等比例换算，以及大多数人对电话营销更加泛滥的切身感受看，中国目前每年的骚扰电话总量大概率已突破——

1000亿次。

2、幕后黑手

天量的骚扰电话，是谁打出来的？

2018年，央视记者通过暗访，窥见过其冰山一角。

记者通过应聘“电话销售”，进入了某公司的呼叫中心。

成百上千的电销人员，头戴耳机，在密密麻麻的工位上人声鼎沸。所有电话都通过电脑系统自动拨号，每人每天要完成几百通电话的任务。

此外，电销人员要掌握各种营销技巧，力促订单成交。所以，电话一接通就要滔滔不绝，电话一挂断马上呼出新号。

由于呼叫中心规模大、成本低，出单就赚钱，所以各行各业都用它。

但电销人员的薪水，分化很严重。

在保险理财行业，出单能拿到12%到20%的提成，业绩优秀的月薪万元起跳；房地产红火的那些年，电销总监月入十万、电销人员月入数万，都不是梦。

而更大部分人，开不了单，底薪可能低到几百元，甚至是无。

这里面，新老员工还有“等级”差别。

几乎所有电销公司，都要从黑灰渠道购买客户资料。这块成本很高，所以“新料”要先交给成功率高的老员工，打几轮吃干榨净后，再交给新人做“二次开发”。

于是你就不奇怪，为什么你多次愤怒拒绝后，某公司的电销人员，还是会不断反复，把你的手机打爆。

而你的隐私信息，之所以落到电销公司手里，必须通过一个见不得光的渠道——“料商”。

2019年，央视3·15曝光了一连串“WiFi探针”公司。

比如，“声牙科技”公然在商场、写字楼放置“声牙盒子”。只要你的手机自动连上了盒子的WiFi，那么手机号、性别、年龄、学历、收入、职业、婚姻等隐私信息，几乎会被一扫而光。

▲WiFi探针

另一家“智子科技”，则宣称其WiFi探针与某运营商“战略合作”，可提供“DSP广告技术支持”

2022年，央视3·15再度曝光的黑产公司“杭州以渔”，不但用网页窃取手机信息，还借助运营商的PB级大数据，推出“大数据+ CRM外呼、精准直投、短信触达”一条龙服务。

当然，不是所有“料商”都有这么多“黑科技”，更多攫取隐私的手段，没有任何技术含量。

不论是酒店住宿、房产登记、网购快递、APP注册，还是工商局、税务局、车管所……只要你登记过个人信息的地方，就有“内鬼”将其拷贝、盗取、贩卖，手段朴实无华。

这其中，以2023年公安部通报的“十大典型案例”中的江苏无锡秦某案，最令人惊异。

2023年1月，无锡公安发现秦某在网上散布非法广告，号称能查询公民的户籍、婚姻、财产、住房等隐私信息，便将其抓获。

追查信息来源时，公安机关发现，秦某竟通过勾结律师、虚构案件，出具假文书、介绍信，堂而皇之把大量隐私信息从司法机关、金融和企事业单位“合法”调取，出售牟利。

由于有3名律师居中配合，连司法机关都绕了进去。

一边信息泄露禁而不止，一边商业需求饥渴难耐，一条上有料商、中有电销、下有渠道的骚扰电话产业链，由此形成完美闭环和循环，甚至能持续自我迭代、持续进化。

魔高一丈

很多人有个疑问：骚扰电话我拉黑了不少，为什么反而越来越多，完全挡不住呢？

这就牵涉到电销行业的技术进化。

2018年，工信部出台的“两大方案”指出，“严禁利用透传技术虚拟主叫号码或自行修改主叫号码，对未通过鉴权的呼叫一律进行拦截”。

同年，工信部还宣布：虚拟运营商正式商用。

这两件事本来各行其是，但却有人将它们“变通应用”。

所谓“虚拟运营商”，就是无须自建移动通信网络，只需从三大运营商那里购买通信资源、渠道，就能以自有品牌对外销售的通信运营商。

本质上，它们是三大运营商的“二道贩子”。

国家放开“虚拟运营商”的本意，是为了打破行业垄断，开放民营资本进入通信市场的渠道，激活竞争潜力。

但很多虚拟运营商，除了卖号，找不到更好的商业模式。而电销诈骗业，又恰恰需要大量用号。面对“大客户”的需求，一些虚拟运营商就采用了“人号不相符”的办法，用A的身份证大量注册手机号，一边应对工信部的抽查，一边卖给C用。

结果，162、170、171等虚拟号段防不胜防，成了骚扰、诈骗电话的“重灾区”。

更夸张的是，连自动拨号的呼叫中心，都面临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效率更高、智能更强的“AI电销机器人”。

据《北京科技报》报道，如今市面上的“AI电销机器人”，能模拟真人语音，自动通话应答；每天能拨打3000个电话，一年打出100万个电话，年费却只要4800元。

以前筹建大型呼叫中心，要招聘大量电销人员。现在，一台“AI电销机器人”全搞定，一通电话只要4厘钱。

而且，AI不但打电话不知疲倦，还能自动完成数据分析。

比如，当拨号碰到错号、空号，AI会标记、清洗；碰到客户说“好”“行”“没问题”等肯定词，AI会将其标为“意向客户”，方便人工进一步联系，提高成交概率。

更恶劣的是，有些公司将AI升级，使其具备了“防封”功能。

在工信部的强力整治下，三大运营商其实制定了一系列“封堵规则”。比如，当某条线路的用户投诉到达一定数量，系统就会将其封堵。

但“防封机器人”，却精准拿捏了系统“潜规则”。

当某条线路的用户投诉上升，AI会提前感知，在达到封堵阈值前进行切换，提前预防。

有些不法商家，更宣称自己是“一级落地线路商”，具有“白名单”功能，享有“高频呼叫不封号”的优势。

不过话说回来，本该对这些尽到“封堵”责任的运营商，也是越来越不像话。

助纣为虐

2023年1月，最高法发布一批实施《民法典》典型案例，其中竟包括某运营商公然侵犯公民隐私权的案例。

2020年6-12月，山东滨州孙某不断接到某运营商打来的推销电话，以“赠送”“升级”“搞活动”为名，向他推销套餐。

孙某对此非常厌恶，两次拨打客服电话投诉。客服表示，会将其手机号加入“营销免打扰”列表。

结果，投诉毫无用处，孙某还是不断接到推销电话。

之后，孙某又向工信部“电信用户申诉受理平台”进行申诉，调解未果。一怒之下，孙某将运营商告上法庭。

最终，法院认定运营商对孙某隐私权构成侵犯，判处运营商赔偿孙某交通费78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

在武汉，一位大学生明明是电信用户，却多次被联通10016的营销号骚扰，向他推销联通套餐，令他大为恼火又啼笑皆非。

如此案例，数不胜数。

华商韬略多位同事都以亲身经历表示，来自运营商各种业务的推销电话，已堪称骚扰电话之首。而且，它们的推销比其他更为恶劣：不接，怕真是有什么问题影响到自己的正常使用；接了，100次有99次，甚至100次都是推销。

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没有一家是消停的。即便很多推销电话，并非是这些公司内部部门或员工打出，而是由外包公司执行，但统统都是打着其名义，令人难辨真假。

很多经验或防患意识不够的，一听运营商的大名，而且还是所谓的优惠，出于对运营商的信任或者怕麻烦，很是痛快地答应了各种套餐、升级，最后却发现“优惠”就是套，甚至就是个骗。

浓眉大眼的运营商，本该是骚扰电话的“执法者”“裁判员”，竟然知法犯法，亲自下场骚扰用户，令人震惊。

自己的屁股如此不干净，可见它们对骚扰电话的治理会有多用心，以及多用力。

而从各种案件和案例中看，运营商实际上都在扮演着骚扰电话产业链的做强“支持者”。

在产业链上游，有运营商的“内鬼”做策应，有运营商与WiFi探针的“战略合作”，以及PB级大数据的强力支持。

在产业链中游，不论是实名制落实不严的虚拟运营商，还是“高频呼叫不封号”的AI机器人，其实都要靠运营商抬一只手、闭一只眼，才能苟延残喘。

在产业链下游，三大运营商更是电、是光、是唯一的神话。黑产纵有千万条线，但要打通骚扰电话，只能经过运营商这一根管。

从这个意义上看，治理骚扰电话，首先应该治理三大运营商。

实际上，2018年工信部“两大方案”一出，《人民日报》就转载《钱江晚报》的评论表明态度，直指运营商是“最大责任人”，甚至前瞻地指出，判定骚扰电话并不难，难的是阻断背后的利益链。

而谈到利益，运营商一直都是稳稳的存在。

毕竟，每一通骚扰电话背后，都有运营商“叮当”入账的真金白银。伴随即时通信工具的发达，对不少人来说，其接得最多的电话，可能就是骚扰电话。

运营商也是企业，也有盈利的压力，让它们拿自己的利益开刀并不容易，但在骚扰电话如此泛滥的今天，这个“总闸”真的该修理修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