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学家看来，服务外包行业是因15年前美国和欧盟的企业需不计成本地消除千年虫（Y2K）隐患而正式演变成了一个国际产业的。让美欧那些没有耐心的企业决策者们没有想到的是：财务报表显示印度IT合同工们不比美国本土团队的产出少，但成本却不到当时美国市场价的四分之一。尝到甜头的欧美企业于是开始“ 走出去，请进来”，不久这一战略便成了发达国家IT行业国际化的一个招牌。

　　“没有耐心”正是国际外包买家表现出的一大特点。互联网的产生与国际商务成本的急剧下降使得“急脾气”、“问题紧迫”、“高科技”看似天地分离的三种元素结合在了一起而演化成了一个商机。没有看懂这些原动力，就很难理解全球外包的最新趋势，也很难明白全球外包买家们追求新兴供应商与供应国的热情何在。

　　中国外包本不是国际服务外包业的先导者，中国外包进入这个行业时已经有了竞争者。无论服务外包的层次上还是规模上，这个行业的领军者印度已明显高出国际外包业的平均层次，慢慢开始与美国本土的IT公司直接较量。中国外包原来就不是印度外包的竞争者，现在连威胁者的角色都慢慢淡化了。与此同时新的挑战者还在不断出现。

　　要在这个竞争白热化的全球市场上生存， 读懂买家的“ 痛点” 是高层次需求，辨明买家的“ 虑点” 是下一层， 而弄明白买家的“ 热点” 则是最低要求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实“知己知彼”也是分层次、分级别的。尽管中国外包界未必能够知晓国际买家的问题关键症结所在， 对其担忧的底层原因也未必清楚， 但弄清楚买家们选择新的区域与新的供应商的共性，应是保持住自己已有市场的前提，也为后发致力者提供了难得的启示。

　　新生力量涌现

　　全球区域内， 除了不多的不发达地区外，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知道服务外包业的益处， 所以大都不遗余力地促进本国的服务外包业。最近两年来， 最引人注目的新兴全球外包服务提供国是南美的哥伦比亚、秘鲁、亚洲的越南、欧洲的保加利亚、欧亚交接的土耳其、非洲的南非。

　　这些新兴外包供应国具有明显的共性。从地理分布而言，全球各主要的大州至少都有一个，这说明就在全球交流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波音7x7”的时代，区域之间的平衡性与近距离而致的当地化依然关键。谁说时差不重要？同一个时区代表着至少5%左右的额外成本节约。正由于这个简单的原因， 不仅美洲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得到重视，就连原来不起眼的哥伦比亚与秘鲁都成为新兴供应国团队的领军者；土耳其夹在亚欧之间，内外动荡因素不少，但它与欧盟各国的近距离，属于亚洲的人力成本，使其BPO业务的总体ROI不比远在6000英里外的印度弱多少。不少外包专家原来撰文说时差是有利因素，有利两班倒、高效率，实在是经不起推敲。

　　其次，国际政治依然深刻而全面地影响着国际市场。这些新兴国家没有一个不与美欧保持温和的政治联盟关系，不少还是大国政治经济战略下重点培育的新兴合作伙伴。例如，南亚的越南，无论是制造业、外包业还是亚太安全部署，都是美欧重点培育的平衡棋子。虽说同属社会主义“阵营”，但自身利益的考量还是大于“主义“的限制；穆巴拉克专制统治下的埃及原来是非洲最有希望的外包新兴供应国家，但“阿拉伯之春”后，走上民主制的埃及企业不再在任何欧美买家的主要购买名单中了。非洲的南非骤然走俏，成了非洲外包的旗帜。

　　这些新兴国度都有一个共同的功能，都能迅速替代目前属于国际外包行业第二层次的国家与地区，谁说服务外包的买家们就是一个短见的生意人？ 如南美的哥伦比亚、秘鲁可代替巴西、阿根廷，南亚的越南可代替中国、菲律宾，欧洲的保加利亚可代替俄罗斯，欧亚之界的土耳其可代替爱尔兰，非洲的南非则已经直接代替了埃及。

　　这些新兴力量的经济发展速度在世界范围内算是中等或者偏上的。例如哥伦比亚、土耳其、越南， 都是最近几年全球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新兴市场。印度的外包巨头们都已在哥伦比亚设立了几家分公司了。虽然服务外包的主要服务对象是买家企业与买家市场，但是供应商区域越有发展潜力， 对于买家的吸引力越大。不为别的：选择的外包供应商或区域也是买家进入这些新兴市场的最佳登陆地。印度外包五大前几年积极在中国安营扎寨，其实都是你知我知的“暗渡陈仓“。

　　风险第一，成本第二

　　实际上，这些国家的IT资源、整体IT能力与管理成熟体系都不如中国、墨西哥或者阿根廷，它们承接的服务外包项目大都还是那些全球外包业中对IT经验与PM技能要求最低，但是管理流程最成熟、流动性最大的业务： 程序编程、基本开发、Web应用与BPO中的数据处理等。这些业务虽然与印度、加拿大、巴西、俄罗斯等国的外包行业形成不了直接冲突，但却与中国依然单薄的全球离岸外包企业形成直接竞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