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辛格向美国倾斜的外交政策是他对中国的看法的结果，他认为中国对印度的意图并不友好。共产主义者如果不同意他的政策倾向，就必须论证“印度中国亲如兄弟”的可能性。他们必须证明其可行性，并访问中国以证明它是否必要。 


　　但即使共产主义者错了，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挑剔政府的外交政策：它仍然停留在19世纪的枪炮外交。外交政策包括维持武装力量，威胁别国，而且偶尔对它们施以暴力。但暴力的办法已经失去相当多的效用。当工业革命赋予欧洲领先的军事技术之时，它们是行之有效的。但随着新技术的流传以及新武器和设备变得越来越普遍，帝国主义者难以控制殖民地，在二战后，他们退回欧洲。他们的继承者更为富裕，武器更精良，但他们不能复制殖民模式。例如小小的阿富汗和更小的车臣都可以给俄罗斯造成重创。 


　　这样，国家暴力的收效已经缩小。因此，各国政府寻找其他方法影响别国。在这些办法当中，援助办法的应用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美国以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这个计划干得非常好，欧洲重新站起来，不再需要援助。美国还和世界银行及欧洲国家一起，试图在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作同样的尝试。援助落入那些控制政府的人手中，对民众而言没有什么意义。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危机后，西方政府开始感到贫穷。然后苏联开始下滑，美苏之间的竞争也不再激烈。因此两者都削减了援助。 


　　最新的超级大国中国已经引入一种全新的技术影响别国：它从它们那里进口商品。它在它们出口份额中占的比例急剧加大。中国也是我们最大的客户，仅次于美国。中国还是我们最大的供应商，我们2005年到2006年价值1420亿美元的进口中，有130亿美元来自中国。贸易上的依赖令各国对中国友好，而且没有产生援助可能引起的笨拙、困境和不安全感。 


　　中国不仅仅是贸易，它把贸易与援助及投资结合起来。它对各国的战略就是发展一种高度灵活以及顾客导向的关系。 


　　这种增加互相依赖性、建立互相依赖性所要求的关系和金融结构的战略，正是印度外交政策绝对缺乏的。印度位于印度洋中央，印度洋及其周围发生的一切都关系到我们的切身利益。然而中国已经从后面赶上，而且在非洲偷偷抢在我们前面。 


　　我们可以做什么？盲目模仿中国是没有用的，无论我们怎样追逐，在他们发明的事物上他们总是会更胜一筹。但如果我们向印度洋周围的国家开放市场，贸易依赖性也是我们可以应用的一个武器。 


　　我们以为我们正通过纳斯（Kamal Nath）和很多国家谈判自由贸易协定而达到这一点。但那些协议实际上是限制和那些国家贸易的工具。一方面，我们同意非常有限的关税让步，另一方面，我们让大量商品处于协议之外。而且所有的协议都严重延误，多年来都不会造成什么改观。 


　　如果我们是认真的，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面临的竞争，我们应该忘掉互惠，中国人从来不考虑这些。我们将给印度洋周围的国家提供单方面的自由贸易——它们生产的商品可以免税进入印度市场，而且我们不要求回报。它们向印度出口得越多，它们就越依赖我们，而且它们对我们就更友好。 


　　同样地，我们应该向来自印度洋国家的学生开放交易体系，并向来自那些国家的受过培训的工人开放就业市场。我们应该让它们在我们面临劳动力严重短缺的BPO公司工作。我们应该利用我们拥有一个开放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的事实，并让周边国家的人们融入其中。（原标题：被忽视的工具；作者：Ashok V. Desai）

来源：中华网